发布日期:2024-10-05 15:36 点击次数:155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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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的策略,多就是多、空就是空。不需要任何的模棱两可,任何给策略的老师说止跌、止涨、突破、跌破、激进的、稳健的,尝试、考虑、或许、参考、密切关注,偏向、不排除……这种鬼话一概不看,不果断的策略,不跟也罢。
2015年,杜聿明的骨灰葬回老家榆林,儿子杜致勇和女儿杜致廉在墓前合影留念,永恒的回忆。
50年代初,杜聿明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中国大陆被俘后,他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巨大转变。杜聿明一开始对未来充满悲观,他甚至隐瞒自己的健康状况,希望能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然而,他所遭遇的待遇和他预期的截然不同,这也逐渐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态度。
进入战犯管理所不久,杜聿明就得到了全面的体检,发现他患有严重的疾病。得知这一情况后,管理所不仅安排了单独的病房,还定期将他送往医院接受治疗,使用了必需的昂贵进口药物。这些药物甚至经过了时任总理周恩来的特批,从国外进口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,普通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,但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内的饮食和生活待遇却较为优越,他经常能够享用到炖鸡、鸡蛋等营养丰富的食物,甚至每天还有牛奶供应。
在身体逐渐康复的同时,杜聿明开始意识到,共产党对他的治疗不仅是身体上的,更包括思想上的“疗养”。此外,尽管他正在接受思想改造,但管理所并未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,还安排他与一些已经起义的国军将领会面,并帮助他了解外界亲友的情况。
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成为了杜聿明心态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。最初,他和其他国军将领一样,对人民志愿军的前景持怀疑态度。然而,当接连传来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消息时,杜聿明震惊于志愿军的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。
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,杜聿明不仅为前线志愿军提供了战略建议,还亲自参与后勤保障工作,如炒面等供应活动,从而直接为战争努力出力。
1959年12月4日,当抗美援朝战争取得显著胜利后,杜聿明终于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书,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。
20世纪50年代末,曹秀清面临了生活的一大转折点。她原本居住在台湾,但一份来自女儿杜致礼的信件改变了她的命运。信中提到,她的丈夫杜聿明仍然健在。这个消息来自美国,是杜致礼转达的,杜聿明在信中表达了对家人的深切思念。曹秀清因此焕发了新的希望,她立刻计划前往美国,既可以与女儿团聚,也寻求机会重返中国大陆,与丈夫相聚。
当时的政治环境复杂,国民党政府严格限制其人民出境,特别是知道杜聿明仍在大陆之后,更是加强了对她的监视。1959年初,国民党高层因为曹秀清的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而改变了态度。他们希望曹秀清能前往美国并说服杨振宁回台服务,于是给了她一次离开台湾的机会。
抵达美国后,曹秀清并未按照国民党的期望行事,而是选择留在美国,并最终获得了长期居留权。她在女儿和女婿的帮助下稳定下来,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而在这期间,杜聿明在中国大陆得到了特赦,稳定居住在北京。他通过书信与妻子保持联系,向她介绍新中国的发展,并多次邀请她回国共度晚年。
1963年,曹秀清最终决定结束在美国的生活,回到中国大陆与杜聿明团聚。
1981年5月6日,杜致礼从美国赶至北京,急切地希望在父亲杜聿明生命的最后时刻陪伴在他的身边。杜聿明那时已病重到极点,尽管力不从心,他在看到女儿的一瞬间,还是试图展现出微笑。尽管全身被输液管束缚,杜聿明尽力想要拥抱女儿,却无法实现这个简单的愿望。
不久之后,杜聿明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。杜聿明终于在悲伤与未了的心愿中逝世。面对父亲的离世,杜致礼深感悲痛,并且试图让在台湾的家人能参加父亲的葬礼。她通过其母亲曹秀清向台湾方面发出邀请,希望他们能允许家人来北京奔丧。在这一过程中,政协领导表现出了理解与支持,尽力协助延缓安排葬礼,以便给予台湾家人更多的时间。
杜聿明的遗体被暂放于北京医院的冷藏设施中,以保持更好的状态等待远道而来的家人。尽管杜家人满怀希望,但台湾的家人最终未能出席。这份沉默和无回应让杜致礼与其母亲深感失望。
1981年5月25日,杜聿明的追悼会在政协大礼堂举行,出乎意料地,不仅有许多老朋友前来悼念,连邓小平和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也亲自到场。
1982年衡水股票配资平台,曹秀清在香港与三个在台湾的子女团聚,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杜聿明的遗憾。